这是一个很长很拗口的名词：“武汉市青少年吸烟控制与健康促进前瞻性研究”。

　　这个名词背后的涵义却很简单：武汉市有关部门正在尝试，阻止孩子们吸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口烟。

　　1998年，上述研究项目在武汉市11个区共22所初中启动。该项目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专家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手实施，为期5年，双方每年抽出调查员和干预老师50人左右，探讨青少年吸烟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干预方法。该项目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经费支持，至今已投入近50万美元。

　　在项目调查中，武汉城区的青少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尝试过吸烟。男生里面，有将近一半的人尝试吸烟，女生比例比较小，也占到了五分之一以上。研究专家担忧地指出：如果对尝试吸烟的青少年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他们中将会有1/3—1/2的人在成年后会养成吸烟习惯并成瘾。

　　美国模式的推演
　　让孩子如何有效拒绝第一只香烟，这是全世界研究者从科技角度最关注的话题。而在武汉实行的这一项目，实质上是在推演美国已成功的控烟经验。

　　武汉市疾病控制中心社区卫生与慢性病防治所所长龚洁对这个研究项目非常欢迎：“可以通过和美国的合作，提高研究水平，美方对我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

　　新洲区商业学校的晓敏（化名），接受武汉项目组织的控烟调查和干预后，给干预老师杨春红写了一封信：“这个项目对我周围环境的净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我们会主动跟家人讲吸烟的危害，并帮助他们戒烟，也会劝身边的同学远离香烟。”

　　至今，武汉市疾控中心控烟课题组连续做了三年的追踪调查，一共涉及7000名青少年，就在前不久，南加里福尼亚大学健康处境研究所给出结果鉴定：效果尚好。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该项控烟计划，名为SMART计划（Self-management　and　Resistance　Training，自我管理与抵制的培训计划），主要针对青少年滥用毒品（包括烟、酒）。他们以社会、学校、家庭、伙伴等为背景，从心理上诱导学生提高对吸烟危害性的认识，培养其拒绝香烟的技能，使他们自觉抵制烟草和毒品侵蚀。这项计划通过使学生识别各种来自同伴、烟草广告、电视媒体和公众活动的压力，练习抵制各方面压力的技巧，从而达到预防吸烟的目的。这一模式在美国加州实施数年后，取得成功，学生吸烟率逐年下降。

　　课题组专家忧心控烟环境
　　尽管如此，控烟组专家们知道，项目目前取得的结果还是无法与美国相同研究的效果相比，这其中主要是由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

　　该控烟课题组专家介绍，两国的文化背景决定了青少年对香烟的认识不同。中国是个烟草大国，无论是烟草的生产销售，还是吸烟人数都远超美国。美国的禁烟研究也早于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晚了将近20年。这与美国对青少年问题的重视也有关系。

　　青少年吸烟，与身边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国的酒店，人们在餐桌上会相互递烟；商场休息室，即使贴着禁烟标志，哪怕坐满妇女和儿童，吸烟者也并不一定会“回避”……

　　控烟组的专家们尤其强调，家长们对烟草的态度甚至超过父母吸烟的影响因素。一位专家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父母抵制吸烟强烈，青少年吸烟率就低，反之则高。”

　　该控烟课题组的专家认为，目前我们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控烟极其不利，大多数人都忽视青少年的健康教育。

　　孩子们，拒绝第一口烟
　　今年14岁的周立立（化名），正上初三。在武广附近的麦当劳里，他给记者讲了很多“新鲜事”。比如，在他们吸烟时，如果突然来了人，可以用嘴巴一转把烟含在嘴里，还不烫伤自己，而别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嘴里有烟。 “很多孩子吸烟就是为了尝试，他们觉得吸烟很酷、很好玩，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龚洁认为孩子们吸烟，是一种不正确的意识误导了他们。

　　“小伙伴的影响是使孩子吸烟的最重要的因素，一般私下聚会时，多会有吸烟的情况发生。我们判断一个孩子是否为习惯性吸烟者，大约的衡量标准为100支烟，也就是说，如果他一直吸烟，数量达100支，就视为有吸烟习惯。”龚洁说，如果按这个标准，周立立已经算是一名吸烟者了。

　　“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做好预防工作：不要使孩子抽第一支烟。”

　　结语
　　目前，项目的调查、研究工作仍在进行，并且在2006年底继续开展下一轮合作。届时，除武汉市外，我国还将有其他7个城市加入这一项目，为防控青少年吸烟寻找新思路。这一次，该模式会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做出更大的修改，比如会扩大青少年的吸烟年龄范围。

编辑：枫叶